宋亚峰 汪萌：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动因与趋势

　　:宋亚峰(1992—),男，甘肃会宁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管理与评价研究; 汪萌(2002—),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比较研究。

　　摘要:职普融通是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主流趋势。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历经框架奠基、打破壁垒的初建阶段，反思调整、相互渗透的发展阶段，职普并重、等值互通的深化阶段，最终构建了灵活贯通、健全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此过程中，经济周期动态调整、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社会文化观念演变共同构成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的结构性动因；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与退出成本成为形塑职普融通变迁样态的内生性动因；政府、高校、雇主等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及改革张力形成推进项目演进的驱动性动因。未来，英国职普融通将从义务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全面发力：职业启蒙教育深入幼小阶段，继续教育自“分轨”走向“合轨”,学位学徒制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引擎。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主要途径，其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相互融通长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职普融通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呈现出“双轨分离”的体系架构，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对此，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第二十一条也明确指出，“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由此可见，职普融通是深化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始职普融通探索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普融通的政策，如建立职普融通的规范资格框架，通过UCAS分数换算系统实现职普教育在高等教育入学资格上的等值同效，在普通教育中开展职业生涯教育，雇主与高校联合培养学位学徒，等等。这些政策的接续与补充不断完善着英国职普融通项目体系，体现了英国政府对于构建职普融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思考和整体性制度设计，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成功之处在于从“宏观资格框架—中观校企合作—微观课程实施”三个层面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对于我国职普融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制度设计、政策协调等方面提供了启示。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英国职普融通发展历程中的某一具体项目的成功经验，如T Levels行动计划、职业资格框架改革、学位学徒制改革等，或是关注教育体系中某一特定的教育阶段(如继续教育、高等教育等)的职普融通发展。少有深入探讨其制度在整体上是如何发展、因何发展，又将要如何发展的。因此，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系统梳理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变迁历程，并基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动力机制的分析，探寻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的结构性动因、内生性动因与驱动性动因。最后，结合现状及相关政策文本透视英国职普融通项目未来发展的最新趋势，以期为我国职普融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历史是动态的历史。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建立长时段的历时性框架来分析重大政治问题，关注制度从建立、维系到适应的全过程。“关键节点”是制度变迁时间轴中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在此时期内，行为者的选择影响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得到大幅提高[1]。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关键节点”与“时间序列”的概念及分析方法，结合英国职业教育发展变迁的实践样态，将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变迁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初建阶段(1986—2000年)、发展阶段(2001—2014年)与深化阶段(2015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爆发了大规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英国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经济陷入衰退，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剧增。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资格则是与劳动者职业技能直接挂钩的证明。危机之下，英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扭转经济颓势的重要性。然而，当时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纷繁复杂，流通的职业资格证书种类多达百种，不便于进行统一管理。1986年，为了规范职业资格，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CVQ)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种以企业和雇主需求为主导的职业资格标准，并将改革后的所有职业资格统称为国家职业资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VQs)证书制度。

　　国家职业资格(NVQs)的出台标志着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然而，国家职业资格作为就业导向的非全日制资格，无法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2]。为了打通职业教育升学空间，促进社会对学术与职业资格的平等尊重，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发布《21世纪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21st Century,1991)白皮书，提出要消除学术和职业资格之间的人为鸿沟，在二者间建立更为明确可行的互通路径[3]。此外，英国政府计划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内制定一系列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eneral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GNVQs),与同水平的学术资格等价同效，兼顾学生就业和升学的开放性需求，这一建议在1992年颁布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1992)中得以落实。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课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包含关键技能”。课程设计上，参考英国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A Levels)的课程标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普通化发展倾向。为进一步整合资格体系，推进职普融通，英国政府在2000年推出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将国家职业资格(NVQs)、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s)以及一般学历(包括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及高级水平证书)三类资格囊括其中。该框架清楚地说明了每一类资格相对于同一类别中其它资格的地位，强调三个类别间理论上的等同性，力图明确职普资格间的等值同效。

　　此外，为了帮助中等教育阶段学生更好地理解下一阶段可供选择的生涯发展道路，20世纪末英国教育部制定了职业生涯教育框架，将职业生涯课程纳入英国中学关键阶段三和关键阶段四(Key Stage 3 and Key Stage 4)必修课程之中。公立中学在升学阶段需面向毕业生开展职业指导，为学生提供升学、就业与学徒制三个方面的支持信息。

　　这一阶段，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刚刚起步，尚停留在外部结构层面，通过资格间的互通打破原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隔绝的境况，在法律和资格体系上明确了职普融通的重要性。此外，职业生涯课程作为必修课进入普通中学，为后续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约束，职业生涯教育尚未形成引领性范式。加强管理规范、提高课程质量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21世纪初，知识经济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职业教育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得益于初建阶段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与普通国家职业资格的推行，职业教育的国民参与率有所提升。然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于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既需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学术型人才，也需培育适应技术变革的技能型人才。双重需求促使职普融通成为这一阶段英国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为了提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证书间等值转换的可操作性，满足学习者在不同教育轨道间有效切换的发展需求，2008年英国政府在资格体系中引入“学分管理”概念，推出新的资格框架——资格与学分框架(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 QCF),取代原有的国家资格框架(NQF)。资格与学分框架以单元(Unit)为基本学习单位，根据单元在框架中对应的难度等级赋予学分，形成“单元—资格”二级标准体系。学习者通过学分累积的方式获取资格证书，不同学分分别对应不同的证书类型，如1—12个学分对应证明(Award),13—36个学分对应证书(Certificate),37个学分及以上则对应文凭(Diploma)。在资格与学分框架下，职业资格证书与学术资格证书可以交叉获取、相互转换，相较于国家资格框架，资格与学分框架更为灵活开放[4]。 2009年，《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Apprenticeships,Skills,Children and Learning Act2009)颁布，赋予了学徒制法律地位，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分互认，为职普融通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一时期，中学阶段职业生涯教育进一步规范化发展，由提议倡导走上法定轨道。2010年，英国教育部发布报告《迈向强大的职业》(Towards a Strong Careers Profession,2010),针对职业生涯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14项建议，也称CEIAG计划。报告指出，职业顾问与职业教育教师需负责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信息、建议与指导(Careers Education, Information, Advice and Guidance, CEIAG)。通过二者间的合作，可以将职业顾问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教育教师对于班级学生以及学校环境的了解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且贴合实际需要的CIAGE课程[5]。2011年，《沃尔夫报告》(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The Wolf Report)对于英国当时的教育体系作出反思并提出建议。报告指出，中等职业教育所提供的学术性课程匮乏，质量有待提高[6]。此外，还提出要加强职业生涯指导，提高资格框架的灵活性，给予青年人自由选择的机会。英国政府采纳了《沃尔夫报告》中的部分建议，于2011年修订的《教育法》中规定，自2012年9月起，公立中学必须为所有九至十一年级的学生提供独立且公正的职业生涯教育、信息、建议与指导。这一要求自2013年9月起拓展至八至十一年级及全体16—18岁在校学生[7]。至此，英国中学阶段职业启蒙教育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

　　这一阶段，英国政府在反思中对于已有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资格框架改革依然是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重点。在法律的规范引领下，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互渗透，提高职业教育中学术性课程质量以及普通教育中职业生涯课程质量成为日后的发展方向。

　　前期资格框架的改革发展奠定了职普融通的制度性基础。新时期，英国致力于职业教育层次、质量、声誉的三重提升，以及实现职普之间的道路选择、指导与升学路径互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精简、连通资格框架体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英国政府为满足关键技能需求、提高生产力，于2015年3月宣布推出学位学徒制(Degree Apprenticeship)。作为学徒制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学位学徒制旨在融合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弥合了技术学习与学术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鸿沟[8]。通过加强大学与雇主间的合作，为青年人提供了一条新的就业和学习路径。同年9月，资格与考试管理办公室宣布了最新修订的资格框架——规范资格框架(Regulat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RQF)。该框架沿用了原先资格与学分框架(QCF)的九级资格体系等级划分，将所有资格证书囊括在同一个资格框架之中，整合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进一步强育系统的整体性、互通性与统一性。

　　除此之外，为了给16—18岁青少年提供与A级(A Levels)同样高质的技术教育选择，满足不同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和雇主的需求，英国政府在《16岁后技术教育改革——T级行动计划》(Post-16Technical Education Reforms—T Level Action Plan,2017)中引入新的技能学习方案——T级(T Levels),并计划于2020年9月起陆续推出，与学徒制一同纳入改革后的技能培训体系。作为在GCSE3级后学习的两年制职业技术课程，T级课程将课堂学习与行业实习相结合[9],完成T级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继续就业、成为学徒或是继续升学，根据自身兴趣以及学习经历在学术和技术路线间自由切换。在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结合技术与学术资格的学生往往收入相对较高，因其所获得的技能与基础素质受到雇主的认可与重视。当前，英国正在分阶段引入T级，首批16个现已推出，未来建设目标是提供24个T级[10]。T级正逐步取代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Busines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 BTEC)资格等其它职业教育资格，成为英国16岁后职业教育的“新坐标”。至此，英国继续教育阶段呈现出A级、T级、学徒制三线并行的样态。其中，A级与T级资格间的等值同效主要通过UCAS分数换算来体现。UCAS分数用以衡量英国所有16岁后学历的相对价值，是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筛选申请人时的重要衡量标准。T级课程在UCAS积分系统中等同于3门A级课程。因此，T级的最高等级Distinction*(核心科目A*且职业专业科目优秀)将获得与A级的3个最高等级AAA*相同的分数，换算为UCAS分数即168分[11],由此实现A级与T级资格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平等。

　　职业启蒙教育仍是本阶段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重点之一，对学生职业认知构建意义重大，其发展质量与学生未来的路线选择密不可分，深刻影响着英国社会的人才配给。为此，英国社会流动委员会(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 SMC)对学校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现状展开调查，并发布报告《未行之路：路线选择的动因》(The Road not Taken:The Drivers of Course Selection,2021)。报告指出，当前英国学校在职业生涯教育方面仍存在重大差距，仅五分之三的年轻人在16岁前接受过职业指导。其中，有关技术路线的信息提供明显少于学术路线]。据此，英国社会流动委员会(SMC)建议参考白皮书《就业技能：终身学习促进机会和成长》(Skill for Jobs:Lifelong Learning for Opportunity and Growth)中有关加强“贝克条款”(Baker Clause)的提议，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于技术路径的了解。2022年，《技能与16岁后教育法》(Skills and Post-16Education Act)采纳了这一建议，规定每所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至少6次与雇主等培训提供者的接触活动，以建立学生对于技术路线]。

　　这一阶段的英国职普融通项目侧重于资格框架的进一步整合、学位学徒制改革、学校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的深化，以及继续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发展。英国在规范资格框架的统筹下建立起职普并重、三线并行的国民教育体系，整体上仍保持着双轨制特征，即学术轨和技术轨的双轨，普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与学徒制三线)。

　　纵观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变迁历程，其发展思路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搭建桥梁，完善体系建设。在双轨学制的基础上，建立灵活贯通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形成职普之间的互通路径，拓宽了学生对于教育路线的选择面。二是两端发力，职普双向改革。学术轨上，发展职业启蒙教育，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人生可能；加强生涯指导，引导合理分流实现多样化成长成才。技术轨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力图平衡职业技能提升与学术素养积累，提升人才培养层次与质量，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与社会声誉。

　　制度变迁是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核心理念。历史制度主义以动态的观点来探讨制度变迁的动因及结果[14]。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结合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具体实践，深入探寻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的动因。

　　制度是根植于社会整体生态圈之中的。因此，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交互影响。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是经济发展需求、教育管理体制变革、新旧文化观念碰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之一。二战后，英国经济百废待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黄金时代。西方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强调需求侧管理和政府干预，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增加社会需求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大规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英国延续凯恩斯主义传统，实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人口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现有教育体系的深刻反思。职业教育地位和发展质量的低下以及青年人对于学术教育的普遍追求使得职普融通成为必然。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重视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将经济政策由原先的需求端刺激转向供给侧改革。经济成功转型，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需求大幅增加。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为英国政府的理性选择。1990年的人头税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盛转衰，新工党政府于1997年以压倒性优势上台执政，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终结[15]。吸取过往经验，新工党政府试图平衡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同时发展市场经济。20世纪末，英国政府提出“教育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教育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政府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普融通是这一时期英国教育体系改革的主旋律。由此可见，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动态调整和相关制度改革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进行了数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历经“放任—集权—分权”的曲折发展之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撒切尔政府执政期间颁布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1988) 充分体现了“集中控制与自治”的教育治理理念[16]。该法案在削弱地方教育当局教育管理权的同时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引入国家标准和市场化竞争以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同时，撒切尔政府充分重视市场作用，关注教育的实用性。其一系列主张与举措有利于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同时也为职普融通提供了更为灵活开放的政策土壤。

　　1997年，新工党政府上台。为了扭转市场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无序状态，颁布《学习与技能法》(Learning and Skills Act,2000),宣布成立学习和技能委员会(Learning and Skills Council, LSC),负责统一规划、拨款和管理英国16岁后继续教育领域的教育与培训事宜。这一时期教育管理权逐步收回，交由国家级机构统一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模式，这有利于政治资源的汇集和国家资金的支持与对接。

　　然而，学习与技能委员会(LSC)作为国家级职业教育管理机构，未能充分深入各地开展调研，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脱节。2009年，为使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更加因地制宜，《学徒、技能、儿童与学习法》(Apprenticeships,Skills,Children and Learning Act2009)颁布，宣布解散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将职业教育行政管理权重新下放至地方当局。2010年卡梅伦政府上台后，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fE)更多转向服务型定位，与多个官方机构及公共组织合作开展国家教育事务的管理、咨询、服务、评估等工作，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链”,在整体上形成“中央统筹、地方自主”的教育治理模式，以及“雇主主导、市场本位”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为职普融通项目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作为传统的两党制国家，两党交替执政也为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教育政策需细水长流，而两党间彼此政见的不同致使英国的职普融通项目发展不断变更，相关机构也随之数次调整，不利于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英国教育发展深受其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职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激荡成为英国教育发展的恒常话题。精英教育传统长期制约着英国职业教育发展。然而，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生产国的基本定位与高素质劳动力的长期短缺碰撞出必然的矛盾，使得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于德、美等工业化国家。改革教育体系成为英国政府的必然选择，“职业主义”应运而生。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扭转因“重教轻技”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赋予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不单单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更多是要实现观念层面上的平等，即技术教育不再简单地与“低能力”“低地位”“体力劳动”等词联系在一起，技术知识可以和学术知识一样得到重视和青睐。“职业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原有的“精英主义”,二者间的碰撞成为推进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动因之一。

　　此外，教育公平理念与终身教育理念也是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重要思想基础。终身教育理论将教育视作一个人一生连续不断的学习过程。自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提出这一术语以来，终身教育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形成新的教育思潮，影响着各国的教育体系改革。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中倡导，在所有环境及各级各类教育中促进优质的全民终身学习机会，包括公平获取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的机会[17]。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对于个人而言，正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人尽其才，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这一点与终身教育理念中多样化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

　　制度创设时所选择的政策，将持续且深远地影响后续的制度模式。一旦制度模式固定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将使得制度的改变愈发困难[18]。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发展过程中，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存在，以及政府、学校、雇主等相关行动主体适应性预期的增强与项目退出成本的增大，共同引发路径依赖，进而制约着制度的后续发展。

　　复杂制度通过重复运作和持续使用最终可以产生更高回报，这一现象被称为制度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19],回溯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历程，围绕资格框架制度形成了一套包括资格开发、资格认证、资格整合、资格互换、资金支持等在内的高效运作流程。虽然相关负责机构历经数次调整，但其核心的运作机制始终没有改变，并且在持续运作的过程中不断合并精简以提高运作效率。例如，项目发展后期引入的学位学徒制、T Levels等新资格，都交由资格与考试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Regulation, Ofqual)进行统一管理，由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Ofsted)负责监察。长期以来，各参与机构对于机构本职工作以及跨机构协作有了更多的实践经验，通过彼此间的不断磨合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形成制度演进的内生性驱动力。

　　制度并非单一存在的，一项制度的出台往往附着诸多辅助性制度以确保制度实施。制度群形成后，主体制度与辅助制度相互作用，催生协同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国家资格框架制度作为英国职普融通的主体性制度，催生了UCAS高等教育入学分数换算制度、T Levels资格考试制度等一系列新的辅助性制度。这些辅助性制度是对主体性制度的补充，共同服务于主体性制度的实施。与此同时，辅助性制度的实施也会反作用于主体制度的调整，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群展开运作。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整体性随着主体和辅助性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以及相关投资的追加而不断增强，在协同效应影响下，各制度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系，制度运行效率得以提升。

　　人们的预期多基于过去的经验，且随着时间推移缓慢发生变化。随着制度的日趋完善，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相关制度矩阵的合作网络引发报酬递增(increased returns),利益相关者会产生正向的适应性预期，从而促成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长期以来，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始终围绕着资格制度改革开展，在资格框架数次调整的过程中不断简化合并旧有的资格，并加入新的资格，如T级资格和现代学徒制改革。学位学徒制作为职业高等教育的新坐标，吸引了众多一流高校和优质雇主的参与，为企业培养了一批高质量技术性人才；T Levels作为高等教育入学资格获得了百余所高校的认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16岁后青年参与其中。已有成就会对参与主体形成正向反馈。基于此，政府、学校和雇主对职普融通项目的持续推进产生了积极的预期。这种积极预期使得英国职普融通项目持续下去的不确定性逐步减少。

　　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退出成本也将不断提高。英国职普融通项目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政府在项目建设前中后期投资、相关执行机构人员薪资，以及时间投入上付出了巨大成本。可以说，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发展的路线选择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的预期投入与收益以及对于退出成本的考量。以T Levels为例，英国政府之所以推出新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而不是从原有普通教育的A Levels内部进行改革，是因为A Levels运行以来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牵扯到太多的利益相关主体，形成了有效的运作机制。此时，进行制度变革所产生的退出成本不仅包括新制度的初始设置成本，还涵盖了旧制度的设置成本以及推进过程中的单位及追加成本。T Levels的推出是政府衡量利弊得失之后的理性选择。

　　制度可以理解为“人为设计出来并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物”[20]。制度的变迁过程即制度行动主体间通过权力博弈与协调实现权力动态平衡的过程。在英国职普融通的变迁历程中，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雇主是主要的制度行动主体。

　　英国政府在职普融通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决策、主导者的角色，通过一系列法案与政策推进项目建设和完善项目发展。在初建阶段，政府意识到推进职普融通对于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重要性，以国家职业资格改革为起点为后续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阶段，相关部门在政府主导下，对资格框架进行了调整与重构。政府将学徒制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进一步规范职业教育发展，并在《沃尔夫报告》的建议下对原有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到了深化阶段，英国政府锐意革新，推出学位学徒制及T Levels资格考试制度，并通过高等教育入学分数换算制度搭建职普融通的桥梁。此外，还进一步改革资格框架，使之与项目发展更为适配。

　　各级各类学校作为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相关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项目的试点阶段积极配合探索，并将实践经验反馈回政府用以指导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各类中学响应政府号召，试点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英国政府通过试点审查报告获取反馈信息，最终通过立法明确了各类中学在人才培养中开展生涯教育的义务。继续教育阶段，相关学校设置并开展T Levels课程，推动T Levels成为职业教育的“黄金标准”。高等教育阶段，高校及学院推动新政策实施。百余所高校宣布接受学生以T Levels成绩申请入学；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参与到学士学位学徒乃至硕士研究生学位学徒的培养中来。由此可见，各级各类学校的推动实施也是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的驱动性动因之一。

　　当前，英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雇主主导”。企业与雇主是职普融通项目的主要行动主体之一，同时也是职普融通项目的利益关涉方。雇主在诸多项目中的积极参与驱动着项目发展。中小学阶段，职业生涯教育中涉及学校与雇主间的合作。法律规定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公正且独立的职业指导，其中包括与雇主等职业培训提供者的接触活动。学徒制和T级都是基于雇主制定的职业标准。雇主不仅直接参与到职业资格的开发与认证的全过程中，并且与学校合作负责学徒培养过程中的技术技能培训部分。当前，英国已有相当数量的优质雇主参与到学位学徒制的建设中来。为进一步保障教育公平，缩小地区差距，英国政府正着力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动员各区域内的中小型雇主与企业也参与其中。

　　未来几年，英国教育改革将在全体系、全方位发力。义务教育阶段，大力发展幼小阶段职业生涯教育，帮助孩子早日“遇见未来的自己”;继续教育阶段，推出“高级英国标准”(Advanced British Standard, ABS),将A级与T级整合成为一个全新的资格，促进职普融通；高等教育阶段，进一步发展“学位学徒制”,实现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融合。

　　儿童在小学阶段便会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形成想法，7岁孩子最初的职业抱负，在他们到17岁时往往相对不变。然而，出于对性别、种族和社会背景等的刻板观念，大多数人在小学阶段便排除了很多职业选择，未能了解到社会向他们开放的所有机会。这种刻板认识威胁着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的流动与发展。因此，发展低年龄段职业启蒙教育尤为重要。

　　回溯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历程可知，前期英国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重点主要在中学阶段。近年来，英国逐步意识到在小学等早期阶段引入生涯相关学习的重要性。英国的职业启蒙教育一般称为生涯相关学习(Career-Related Learning, CRL),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内容：职业教育(career education),工作相关的学习(work-related learning),职业信息、建议与指导(careers information, advice and guidance)。小学阶段的生涯相关学习与中学阶段有所不同。其重点不是为孩子提供有关特定职业的建议，而是向孩子们展示他们面前的各种可能性，让孩子们能够更广泛地体验世界，包括工作世界；让他们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选择权，去了解和思考“自己可以成为谁”[21]。为了更好地促进早期阶段职业启蒙教育发展，英国政府于2017年发布《职业生涯战略》(Careers Strategy:Making the Most of Everyone’s Skills and Talents),明确建议各小学在课程中加入与职业生涯启蒙教育相关的内容，并承诺政府将提供资金支持。该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并进入试点阶段，次年夏季对实施效果展开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96%的小学已经促进了职业相关的学习[22],这一探索在疫情期间仍在继续。为了应对疫情下的在线学习需求，职业与企业公司(Careers & Enterprise Company, CEC)于2020年10月推出新的职业平台——小学职业资源平台(Primary School Career Resources Platform),帮助将职业相关学习纳入学校课程，为学生提供在线开展职业相关学习活动的信息交互平台。2021年，教育与雇主机构(Education and Employers)发布报告《早日起航：奠定成功之基》(Starting Early: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Success),再一次强调小学阶段职业相关学习的重要性。同年4月，职业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ICD)专门制定了小学阶段职业发展框架(Career Development Framework),以支持从幼儿园到六年级提供与职业有关的学习。在此框架下，职业与企业公司于2023年推出全新的小学生涯相关学习试点项目。该项目面向位于55个教育投资区(Education Investment Zone, EIZ)的2 250所小学及60万名学生，将课程与职业有机融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探索不同工作的机会，旨在鼓励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树立对于未来职业的远大理想[23]。同时，项目联合师资培训机构Teach First为试点小学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帮助教师实施课程中以职业和雇主接触为重点的战略性职业计划[24]。试点项目将由教育部投资支持，预计投资260万英镑，并将持续至2025年。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呈现出职业启蒙教育的前置趋势。

　　工业4.0时代，伴随科技迭代，科技革新持续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也对教育系统的稳定性提出新要求。2023年10月4日，英国教育部(DfE)发布报告“世界一流教育体系：高级英国标准”(A World-Class Education System:The Advanced British Standard),简称ABS计划。报告声明将为英国16—19岁的青年引入高级英国标准(Advanced British Standard, ABS)。作为一种新的学士学位资格，高级英国标准提取A级(A levels)与T级(T levels)的精华，将二者整合成为一个资格，以实现技术与学术“平等的尊重”。

　　报告指出，T级出台与技术资格的简化是近年来英国教育改革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技术路线仍不似传统学术路线般易于理解且存在认知壁垒。传统A级的技术资格并行结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仅限制了年轻人受教育的广度，同时也阻碍了技术路线与学术路线的完全平等。此外，职普分离的课程教学设计与职普融通的未来趋势相悖，职普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25]。因此，ABS计划的出台充分响应了“职普融通”的号召，精简了资格环境，使得英国继续教育阶段技术路线与学术路线的真正融合成为可能。

　　ABS计划覆盖了教育内容、教学时长、课程选择、师资投入等多个方面。第一，教育内容上，希望消除技术与学术之间的人为分离，为16—19岁的青年人创建一个单一的、融合的资格结构。高级英国标准(ABS)未来将取代该年龄组的所有其他非学徒资格，力求在保留A级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兼顾融合以雇主为主导的高质量T级职业标准。第二，教学时长上，较原先增加15%。两年内总教学时数由原先A级的1 280小时、T级的1 000小时增加至1 475小时，更加接近国际规范。第三，课程选择上，增加选修科目数量，扩大学生的选择面。学生可从技术和学术课程中选择专业课与辅修课。必修课下限为五门，包括三门主修科目和两门辅修科目。同时，充分重视英语与数学学习。五门必修课中必须包含数学和英语，与国际同龄人保持一致。第四，师资投入上，英国政府宣布将在两年内投入6亿英镑作为该项目的初始投资，其中每年投资约1亿英镑用以改善重点紧缺学科教师的招聘与留任。所有在弱势学校(disadvantaged schools)和继续教育学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教授短缺科目、并处于职业生涯前五年的教师每年将获得高达6 000英镑的免税津贴。

　　ABS计划作为英国职普融通的长期战略规划，预计需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于2033年左右贯彻落实。值得注意的是，ABS计划的实施并不意味着T Levels的终结，T级仍是新资格的支柱之一，将按照原计划持续推出。未来的T级和A级将分别作为ABS的技术选项和学术选项而存在。此外，考虑到那些希望直接进入在职培训的年轻人的需求，将继续保留学徒制这一职业选项。总的来说，ABS计划的推出标志着英国职普融通项目从宏观结构层面深入至微观课程层面，这一变化也表明了英国政府对于职普融通理念的整体理解朝纵深方向不断发展。该项目对于提高英国职业教育地位，推进职普深度融通具有建设性意义，为未来十年英国在继续教育领域推进职普融通指明了前进方向。

　　学位学徒制是英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典范。学位学徒制的学徒期通常为3至6年，学徒在企业参与工作的同时进入合作大学或培训机构进行学习，工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时间比值约为8 ∶2,由雇主提供培养费用并支付工资，最终获得完整的本科或硕士学位。自2015年学位学徒制推出以来，英国政府总计拨款4 000万英镑用以扩大学位学徒制，已有超过222 000人参与其中。2022—2023年度，英国学位学徒制(Level 6—7)的参与人数为46 800人，占学徒总数的13.9%。相较于2021—2022年增长8.2%,相较于2017—2018年增长近4倍。2024年第一季度，攻读学位学徒制的学徒已有近27 000人，同比增长4%。截至2024年2月，已有37 400人通过了终点评估(End-Point Assessment, EPA),获得学位[26]。

　　学位学徒制打通了技术与学术的壁垒，贯通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近年来，学位学徒制已经在建筑、会计和法律等多个领域提供丰富的学徒机会，越来越多的雇主与高校参与到学位学徒制的培养中来，其中不乏富士通、宝马、西门子、丰田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以及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巴斯大学、利兹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目前，英国政府正着力推进新的学位学徒制。2024年2月，英国教育部正式宣布将于当年秋季推出教师学位学徒制。政府将与部分院校及教师培训机构合作开展项目试点，资助150名学徒在中学从事数学教学工作[27]。试点学员将于2024年秋季开始招募，次年接受培训，通过为期4年的培训获得合格教师资格(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QTS)和相应学位。此外，为填补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领域的技能短缺，英国塞拉菲尔德有限公司预计于2024年9月与QA有限公司合作推出新的数字和技术解决方案学位学徒制(Digital and Technology Solutions Degree Apprenticeship)项目，计划招募20名学徒，学徒期为4年，通过学徒期后将获得数字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理学士(荣誉)学位[28]。学位学徒制提升了职业教育学历天花板，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为所有人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当前，英国正朝向建设一个学徒制国家的宏伟目标跨步迈进。技能、学徒和高等教育部长罗伯托·哈尔丰(Robert Halfon)于2024年学徒大会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发展学位学徒制意义非凡。建设学徒制国家意味着要在最好的大学将这种培训扩展至学位水平，通过顶级企业和一流大学的出色合作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英国政府计划于2024—2025年追加投资至27亿英镑，以确保企业拥有足够的技术人才储备，推动经济增长[29]。未来，英国学位学徒制的发展的目标是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学徒培养质量置于后续发展的最高位。

　　职普融通是当前全球各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主流方向，对增强国民教育体系包容性以及人力资源开发适应性具有重要影响。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变迁历经框架奠基、打破壁垒的初建阶段(1986—2000年),反思调整、相互渗透的发展阶段(2000—2014年),职普并重、等值互通的深化阶段(2015年至今),最终构建了灵活贯通、健全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受到深层结构、动力机制及路径依赖的三重影响，或驱动或制约着项目的发展。未来，英国职普融通项目将聚焦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全学段互融互通，改革重点落在发展幼小阶段职业启蒙教育、继续教育阶段A级和T级“合轨”,以及高等教育阶段学位学徒制的高质量发展。纵观其变迁历程与发展趋势可知，英国对于“职普融通”的理解正逐步由外延转向内涵，顺应了教育公平的呼唤，有助于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环境。

　　自古以来，我国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与英国的精英教育传统较为相似，“重学轻术”的文化传统致使两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根基薄弱；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学历通胀，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日益扩大。因而，英国职普融通发展成果于我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由此可见，职普融通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纵观英国职普融通项目的发展历程以及演变趋势，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以及职普融通发展概况可知，未来我国职普融通需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迈进：首先，进一步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教育体系，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如开展中小学阶段职业启蒙教育，推动高中阶段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学籍互转，支持高等教育阶段高职专科与普通本科联合办学、贯通培养，进一步探索企业与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学徒制。其次，促进实现不同类型教育间的成果转化。加快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开拓“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畅通通道，使之发展成为与普通高考等值同效的高等教育入学资格；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完善职普学分互认制度，搭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立交桥”。最后，要根据时代的变迁以及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要求作出灵活动态的调整，着力打造一批有针对性的职普融通项目；创新改革模式，汲取地方试点项目经验，形成“可推广”的职普融通新范式，扩大学生的学业选择权与职业自主权，实现多样化成长成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